文/柯以琳

家人問我這次去參加殘障亞運的感想如何，我都說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大夥兒穿著中華台北的隊服一起上飛機，感覺非常興奮；看到伊朗和卡達爾的選手也打地板滾球，覺得世界好小；在場上緊張的全身發抖，讓我想從此不再參加比賽了……有這麼多不同的感覺，所以一言難盡。

但是我可以試試看，把我的感覺整理並敘述出來。

12月16日，BC4組別循環賽結束的隔一天，我躺在床上哭了一場。三天四場的循環賽終於打完了；第一場被對手實力嚇到，第二場過度緊張，第三場完全無法做好防守，第四場差一點點而可惜了。經過一天的醞釀，我終於有了結論：以我的年齡、身體狀況和工作時間，我是不可能跟這些國際選手相比的。所以我告訴自己，在台灣參賽可以，但是我不會再代表台灣參加國際比賽──不只是因為我不夠好；也因為國內有比我優秀的選手。

那種傷心我不知道要如何形容，而傷心的原因我更只能隱約體會到。我當時用的詞是：我因為地板滾球而找到了一個我不曾去過的家。

我是讀書長大的。除了從小愛上的大自然，我找回生命力的地方是文學、電影、哲學。我是靠腦力過活的。每天為了下一刻的需要，而計算、構思、安排。我是獨立的。雖然有家人在背後大力支持，但我是獨立自主的，生活、生涯由自己決定。我也是一個住在健全人當中的殘障人士。

我長得越大才越了解到，我其實是個後知後覺的人。我從還沒被選上代表隊，就跟教練說我可能無法去，因為我最近面試的一個工作有可能被錄用。我很執著地跟自己說：如果要我選擇，我會選擇工作。因為那比較長久、關乎我的生活需求與我所認可的社會地位。

但是12月16日晚上我發現，原來我尋找的與我現在的生命方向，相隔了十萬八千里。我以為我從哲學和意境當中可以找到我對人生許多問題的答案，但其實我想找的，只是這麼簡單：我想做自己，而這個自己就叫做殘障人士。

國小三年級時投在國語日報的第一篇文章，題目是：「我是殘障兒」，那時不就看開了嗎？十幾年後卻發現事情並非如此。我可以和一般人一樣安排自己的生活、選擇自己的興趣，但是我的處境和人生觀，永遠不會和他們一樣。

不是我要背棄從小在健全人當中成長的這個事實，而是我必須接受，殘障人士的群體是一個我不曾回去過的家。如果人真的是群體動物，那我需要我的社群團體。我一直生活在和我不一樣的人群當中，是地板滾球把我帶進了另一個世界──一個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地方。經過十八個月間歇地接觸，我逐漸意識到，那種歸屬感不是偶然的。

回到家人問我的問題。如果他們換一個角度，問我這兩個星期最難忘、最刻骨銘心的記憶是什麼，那我早已知道要如何回答。除了開幕式進場之後，我對自己說：「我現在死了也就罷了」，我感觸最深的事情，發生在抵達廣州的第二天。

教練為地板滾球的四個選手安排了復康巴士，帶我們去球場看場地。快要抵達場館時，所有可以走路的人都要另外經過安檢，所以教練和陪伴者全部下車，留下坐輪椅的人在車上。整個路程扶著我脖子的媽媽很不放心，千交代萬交代司機這十公尺一定要慢慢開，因為我撐不住我的脖子。司機說好，他會注意，但橫跨著安檢口馬路的是兩個大的障礙物。就如我想像的，復康巴士開過去的時候，整輛車會晃得很厲害。

接下來發生的事，我完全沒有預料到，也從來沒有經驗過。就在復康巴士顛簸行進間，我感覺到一隻小手伸了過來，抓住我的左肩膀。原來那是陳龍愛的手。她是地板滾球BC2的選手，患有腦性麻痺，今年十七歲，是彰化國立和美實驗學校的高三生。因為復康巴士空間不夠，她的輪椅橫放著停在我後面。她在危險中用手抓著我的肩膀，直到越過了障礙物才放開。我當下很驚訝，因為我早已習慣了什麼事情都要自己來。有看護的時候靠看護，沒有的時候靠自己。我從小到大，從來沒有這麼直接、這麼貼切地被殘障同伴照顧過。那是一種十分微妙的感動。

媽媽問我，來廣州最大的體會是什麼，我說：「我不是孤單的。」需要走斜坡道的不只我一個，請人幫忙把舀好的味增湯遞給我也非奢求。我一個人在台北可以過得好好的，但我想要這種自在與接納。我討厭陳詞濫調，但我會這樣說：地板滾球為我打開了一片天地也不為過。不論是這三天的賽程或是這三個月的集訓，都給了我不曾想像我會擁有的那種成長和體認。

離開廣州，我好像變了一個人。不想離開新找到的家，又擔心回不了老家。就暫時做個回不了家的人吧。經過了這一切，還有什麼好怕的？

（文章轉載自http://classic-blog.udn.com/hsmsign/46403615）